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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币前传:黑客和密码朋克文化是这样诞生的(上)

云上春野云上春野 2019-08-27 10,834 次 收藏0

利用自由开源软件,黑客运动有效地摧毁了研究和开发的机构垄断,成为了比特币诞生的基础。

 

本文节选于总部位于纽约的加密货币管理公司迭代资本(Iterative Capital)撰写的报告「 加密货币现象的本质是什么?(What\'s Really Driving the Cryptocurrency Phenomenon) 」。迭代资本是一家专注于挖矿的投资管理公司,并经营北美加密货币 OTC 交易平台 i2 Trading。链闻编辑强烈向读者推荐这份信息量巨大、内容翔实的长篇报告。该报告从历史、社会变迁、商业软件格局变化等众多角度着眼,细细梳理了比特币及其他加密货币出现的根本原因和可能产生的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影响。

 

由于该报告篇幅较长,链闻节选了其中部分章节发表。我们节选的内容可以被视为「比特币前传」,深入梳理和剖析了比特币诞生前所出现的黑客抵制传统公司充满压迫性和道德争议管理和雇佣方式的亚文化潮流。理解了这些内容,才能真正理解比特币和其他加密货币带来的巨大影响的社会学意义

 

希望阅读该报告全文的读者,可以访问 此处 获得报告全文。

 

链闻向该报告作者 Chris Dannen、Leo Zhang、Martín Beauchamp,以及该报告的中文翻译者 Katt Gu 致谢!

 

比特币前传:黑客和密码朋克文化是这样诞生的

重新理解加密货币现象的历史背景

 

让这些历史背景告诉你:黑客为何要着手建立数字货币系统?

 

Corporations have neither bodies to be punished, nor souls to be condemned; they therefore do as they like.
— Edward Thurlow, Lord Chancellor of Great Britain, 1778-1792 [1]

 

中本聪是他自己构建的网络中的第一个参与者。而且,他在比特币产生的第一个数据「区块」中留下了一条信息。这个所谓的创世区块中的信息如下:

 

比特币前传:黑客和密码朋克文化是这样诞生的

图 1:中本聪在比特币创世区块中留下的信息。(来自:Trustnodes [2])

 

这个新闻标题最早出现在英国的《泰晤士报》上 (见下图) 。这条备注也造成了人们对中本聪的创造比特币的目的的广泛误解。

 

鉴于我们对中本聪在机构监管的范围之外创造一个自由经济空间的动机的了解,这条信息似乎揭露了政治家和央行行长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许多人利用这个暗示来推断比特币是作为某种中央银行的颠覆者或破坏者而专门创造的。这样看来,这个标题似乎可以看做是一个彰显优越感或自义的声明。

 

我们认为,这是一种错误的描述。如果有朝一日比特币真的演变成一个大规模的替代货币体系,那么中本聪对《泰晤士报》头条的引用也被历史学家当做是先见之明,但是,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性的声明。

 

比特币前传:黑客和密码朋克文化是这样诞生的

图 2:The headline reproduced in the Genesis Block. (Credit: Twitter)

 

事实上,将新闻标题放在创世区块中有第二个更实际的用途:作为时间戳。通过复制当天报纸上的文本,中本聪证明了比特币网络中生成的第一个「数据块」确实是在当天生成的,而不是之前。他知道比特币是一种新型的网络,所以大部分潜在的参与者都不相信这是真的。所以一开始,向可能会加入的人发出可以证明其诚信可靠的信号是很重要的。让更多的志愿者加入这个项目是当务之急,这比嘲笑那些央行的官员要重要的多。

 

对于那些技术行业以外的投资者来说,了解这种基于志愿者的工作方式对于理解比特币为何以这种方式运作以及为什么它改进了传统人类的协作方法至关重要。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首先要探讨中本聪所参与的「战争」的起源,以及比特币的发明是如何改变潮流的

 

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之间的旧仇宿怨

 

在过去的 50 年里,技术公司已经越来越与构建其关键系统的工程师意见相左。最近的头条新闻也反映了这个现象:在微软、亚马逊和 Salesforce,员工们普遍反对公司与海关、边境巡逻队和 ICE 签订合同 [3][4] 。 谷歌与国防部签订的 Maven 人工智能项目合同也引发了部分员工的抗议, 因为该合同有可能用于提高无人机打击的准确性;虽然最后谷歌退出了 Maven 项目,但其表示将继续与美国军方就其他项目进行合作 [5][6] 。 谷歌宣布同意审查中国境内的搜索结果的声明导致了 1400 多名员工的联名抗议 [7]。两名微软的前员工近日将微软告上法庭,称其在微软担任」内容审核员「期间接触到大量儿童色情信息,从而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 [8]。YouTube 的员工将自己的工作描述为「每日都处在道德争论的地狱」[9]。Facebook 则面临数万名员工对中产阶级化的不满,以及最近针对其「不宽容」的政治文化的抗议。[10][11]

 

其他滥用技术系统的行为包括 Equifax 的个人数据泄露,以及富国银行利用其计算机系统中的账户创建特权伪造客户签名开立新账户或发行借记卡,以实现激进的销售目标。 [12][13] 滥用企业软件系统的最糟糕的例子可能是某些法院系统使用的自动判刑软件的制造商 Compas,该软件已被证明根据罪犯的种族提出不同的监禁建议。 [14]

 

软件开发者和他们的雇主之间的紧张关系已经从硅谷蔓延到主流新闻中。「这名工程师的哀叹是一个横扫旧金山半岛的大趋势的缩影」 2018 月 8 日《名利场》报道说 [15] :

 

在硅谷平静的日子里,员工们对他们加入的公司的道德操守没有任何疑虑,因为许多人真诚地相信他们将推动一家可以改变世界的公司的发展。那些帮助把湾区改造成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财富产生机器的人们,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自己变成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的人们,正在背弃那些将自己描述为行动迅速,打破陈规,永无止尽的霸权企业。

 

这篇文章还引用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 Uber 高管的话,他担心道德问题会导致工程师集体离职:「如果我们无法雇佣到任何优秀的工程师,我们就完了。

 

这是商界的一个重要时刻,「优秀的工程师」突然对世界历史上一些最大公司的精英管理产生了影响力。这种发展并非一蹴而就;它起源于几十年前的紧张局势。

 

接下来,我们将看看权力平衡是如何被打破的,以及比特币是如何进一步使局势向这些「优秀的工程师」扭转的。

 

要了解工程师们是怎样占据上风,我们必须从 20 世纪初开始讲起,学习管理者和工程师一开始是怎样产生矛盾的。

 

公司制度的出现(1900-1929)

 

在商业环境中研究人类行为有着丰富的传统。也许第一个在这个领域中迈出有意义的一步的人是 Frederick Winslow Taylor。「泰勒主义」,即其管理科学的概念,是关于理性规划,减少浪费,数据分析,以及标准化最佳实践 [16] 。利用这些技术,企业主对工人进行了最大限度的压榨。Andrew Carnegie 正是这些沉迷于提高工人生产力的企业主的代表之一。由于对 1892 年霍姆斯泰德工厂的罢工感到不满,于是他雇佣了一支私人警察部队,对罢工工人开枪。 [17]

 

Thorstein Veblen 是一位挪威裔美国经济学家,于 1904 年发表了他对管理科学从业者的开创性研究。他创造了一系列关于「机构」本质的见解,与其所使用的「技术」截然不同。这种区别是理解在机构内创造新技术的人所面临问题的一个很好的起点。 [18]

 

Veblen 的「机构」概念的一个重要方面是,他们本质上是非动态的,他们抵制那些不利于等级结构中高层人士的变化。等级制度通过 Veblen 所说的「仪式性方面」来延续,传统的特权有助于提升决策者的地位。这是使该机构盈利的新技术工具和流程。但是,也可能会产生所谓的「虚假」工具,,因为它们具有使管理看起来或感觉良好的仪式性方面。 [19]

 

大萧条之后,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 Lewis Mumford 提出了「技术」具有双重性质的观点。多样性技术的发展涉及到结合了解决实际人类问题的技术的复杂框架;单一性技术的发展本身就是技术 [20] 。Mumford 认为,单一性技术会压迫人类。汽车就是一个这样的例子,把行人和骑自行车的人从公路上挤了出去,导致美国的高速公路每年都有大量的死亡人数。

 

当时的机构、公司和政府,Mumford 称之为巨型机器。Mumford 说,巨型机器是由许多人组成的,每个人都在一个更大的官僚机构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他把这些人称为「伺服单位」。Mumford 认为,对于这些人来说,工作的特殊性削弱了其反对来自领导层的可疑命令的心理障碍,因为每个人只负责机器总体目标的一个小方面。在一台巨型机器的顶端,坐着一个公司的接班人、独裁者或指挥官,他们被赋予了上帝般的属性。对此,他举了对埃及法老和苏联独裁者的个人崇拜为例。

 

Mumford 说,仪式性的,虚假的,单一性的技术发展可能导致极其致命的巨型机器,就像纳粹战争机器一样。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将工作抽象为子任务和专业 (如装配线工作、无线电通信) 。同时,这种抽象化允许伺服单元在没有道德参与的情况下从事一些极端或令人发指的项目,因为它们只是更大的进程中的一个小步骤。Mumford 称这种机器中的伺服装置为「Eichmanns」, 这是在二战期间负责协调德国集中营后勤工作的纳粹官员的名字。

 

20 世纪初,福特主义,即 Henry Ford 的做法,对「管理科学」这个新潮的领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福特主义的主要特点是:效率、专业化、大规模生产、合理的工时和更高的工资 [21] 。但是,当大萧条来临时,像福特这样的企业主解雇了数万名工人。工资下降了,但工作的惩罚性质仍然存在。

 

1931 年 8 月,福特汽车公司解雇了 6 万名工人。不到一年后,保安就向数千名纠集人员开火,造成 4 人死亡,25 人受伤。Henry Ford 在他家附近装置了机枪,并为警卫配备了催泪瓦斯和多余的弹药 [22] 。 随着 20 世纪 30 年代的到来, 美国工人继续暴动,对无情的企业主的策略进行抗议。

 

保护工人的现代管理方式应运而生(1930-1940)

 

大萧条之后,出现了一批专业人士,从企业主手中夺走了主要的商业决策的决策权。行业由职业经理人来管理,他们以企业主和员工的最大利益来执行计划。他们的职位和权力来自他们的能力,而不是他们的所有权比例。在这种新的结构中,贪婪的股东们可能会受到很大的限制[23] 。哈佛经济学教授 ohn Kenneth Galbraith 研究了当时的这种现象:

 

权力从一个男人手中 - 没有女人,或者没有多少女人 - 被转移到一个机构中,一个官僚机构中,这就是现代公司:这是一个伟大的官僚机构,我把它命名为技术结构。股东是一个无关紧要的固定装置;他们赋予所有权和资本主义的象征意义,但当涉及到公司的实际运作时……他们很少行使权力。 [24]

 

这种技术结构的这种「官僚体制」由上层管理人员,分析师,管理人员,规划人员,管理人员,「后台」运营人员,销售和营销人员,控制人员,会计师以及其他非技术性白领员工所组成。 [25]

 

1937 年,诺贝尔奖获得者 Ronald Coase 以管理科学家的观点为基础,提出了这些大公司为什么会出现,以及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么多工人的理论。Coase 认为这种行为是合理的,目的是降低交易成本。他写道:

 

拥有一家企业的收益来源是,市场运作需要一定的成本,而通过组建一个组织,并允许在管理上确定资源分配,这些成本得以节省。 [26]

 

换言之,在雇佣技术工人的过程中,留住每天都会回来的带薪工人要比每天出去从「市场」的承包商中挑选新的临时候选人便宜得多。他继续说: [27]

 

当企业的成本低于通过市场进行交易的成本时,企业就会出现,组织市场交易。

 

公司是进行大规模生产和分销消费品的最有效方式:它通过集中管理将供应链、生产设施和分销网络捆绑在一起 [28] 。这提高了效率和生产力,降低了边际成本,使消费者获得的商品和服务更便宜。

 

管理官僚主义对工程师阶级的剥削(1940-1970)

 

截至 1932 年,大多数公司实际上已不再受其大股东的控制, 经济学家将其定义为「管理控制」 [29] 。被称为「所有权和控制权分离」的管理风潮在各大上市公司蔓延开来。

 

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管理控制型公司的道德风险日益明显。管理层控制的公司是由高管管理的,尽管他们没有多少股份,但最终却能实现政策上「自我永久的控制地位」,因为他们能够通过代理人和多数股东投票操纵董事会 [30] 。这些机制有时会造成高度的冲突。在 20 世纪 40 年代早期,一种观点出现,即企业界的这种结构分化正在被政界和其他领域所模仿,一个独特的精英「管理阶层」也会随之在社会上出现 [31] 。

 

机构经济学家对管理阶层和「技术操作员」阶层 (完成工作的人,在很多情况下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 进行了区分。管理精英由担任官僚规划者,预算分配者和非技术管理者的「分析师」或「专家」组成 [32] 。

 

1957 年至 1969 年间,计算机公司的分析师和技术人员之间出现了一种奇怪的权力动态;英国和美国的工业经济学家都对这种动态进行了研究 [33] 。他们发现分析师们会争权夺利,从而制造冲突。他们通过扩大部门、创造机会雇佣更多直接下属、或获得新的晋升 (一种被称为「帝国大厦」的策略) ,在公司中赢得青睐和影响力 [34] 。 这对组织的整体影响是资源的错误分配和巨大的增长压力 [35] 。销售和开发周期持续加快。计算机分析师的口号是,「如果它奏效,它就过时了。」「分析师是变革的既得利益者[36] 。」

 

这种动态造成了组织失能。尽管存在技术上的限制,管理者还是使用各种社会策略来强制执行他们的意愿和议程。这反映了 75 年前 Veblen 对「仪式性」机构的描述 [37] 。这些策略包括:

 

  • 组织惯性:新的和具有威胁性的想法被诸如「老板不喜欢」、「这不是政策」、「我没有权力」、「从来没试过」、「我们一直是这样做的」和「为什么要改变有用的东西?」等「想法杀手」所阻止。
  • 预算游戏:「得寸进尺法」,意为 a new program is sold in modestly, 隐藏其真正的规模;「藏球法」, 意为在一个有吸引力的计划中隐藏一个政治上不吸引人的计划;「分而治之」,意为要求不止一名主管批准预算请求 ; 「免费赠送」, 意为声称其他人会为项目付费,所以组织可以批准;「迷魂记」,意为某个请求得到大量数据的支持,但安排方式不明确其重要性;「「延迟付款」,意为在延迟提交可交付成果时声明是因为预算指南方针需要过多的详细计算 ;以及其他许许多多策略。

 

这些 20 世纪 60 年代的故事预示着 20 世纪 90 年代流行的卡通人物 Dilbert 的出现,旨在嘲讽荒谬的管理方式。其作者斯 Scott Adams 在 1986 年至 1995 年期间在太平洋贝尔公司担任计算机程序员和经理 [38] 。

 

比特币前传:黑客和密码朋克文化是这样诞生的

图 3:Dilbert 抓到了软件工程师在公司环境中的沮丧情绪 [39]。(来自:Scott Adams)

群体认同感在专业技术人员中发展起来(1980-2000)

 

管理阶层的独裁行为掩盖了技术组织中权力的真正平衡。

 

在 20 世纪 80 年代,许多工业巨头的全部价值都取决于其技术人员。但是他们的角色让他们处于一个与组织的其他成员完全不同的奇怪位置。他们被安置在组织的边缘,最接近工作的位置,远离公司高层和其中的权利斗争。由于技术人员不直接与管理人员合作,所以,与直接向高层报告的管理人员相比,他们对公司高层的认同感要少得多[40] 。

 

技术人员的工作对他们自己来说是愉快的,但对组织的其他成员来说是完全不透明的。技术操作员和公司其他人之间逐渐出现了一种权力动态;他们的工作难以监督,且总是以反映其个人喜好的方式异想天开地进行[41] 。

 

技术人员能以这种方式工作的能力来源于他们所掌握的关键技能。这些技能在组织内起到了楔子的作用,为技术操作员带来了相当大的自由。当技术操作人员提供了一项非常需要的技能时,这一楔子的效果就会增强,为他们提供了工作流动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对组织的依赖性就会降低。与「专业意识形态」或对专业及其规范的信仰相比,公司意识形态在技术人员中通常不是一股强大的力量 [42] 。顶尖的技术专家在他们自己的公司里逐渐成为局外人。

 

技术人员不再忠于公司或 CEO,而是将忠于最终用户或客户作为职业目标。在一家公司里,技术人员总是专注于现有客户的需求,而分析师和经理 (他们的工作不是直接与最终用户打交道) 则更注重更抽象的目标,如效率和增长 [43] 。

 

黑客运动的出现

 

黑客运动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的麻省理工学院 (MIT) 的软件制造者 [44]。黑客运动把重点放在实用,有用和优秀的软件上,因此被视为解决旧技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的一剂良药,并且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向全美国迅速传播开来 [45] 。麻省理工学院的软件活动家 Richard Stallman将黑客描述为顽皮但勤奋的问题解决者, 他们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荣 [46][47] :

 

他们的主要共同点是对卓越和编程的热爱。他们想让他们使用的程序变得尽可能的好。他们还想让这些程序做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们想一种以比任何人所能想象到的更令人兴奋的方式做一些事情,并向别人展示「看看这多棒。我敢打赌你不相信这是可以做到的。」黑客不想工作,他们只想玩。

 

在 1984 年的一次会议上,一位曾在苹果工作构建 Macintosh 的黑客对黑客进行了如下描述:「黑客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成为黑客。这并不一定是高科技。我认为这与匠心和关注你正在做的事情有关 [48] 。」

 

黑客运动与 19 世纪早期的卢德运动没有什么不同,当时,英格兰中部的棉花和羊毛工匠们奋起摧毁威胁要将纺织行业自动化的雅卡尔织布机 [49] 。与并未提出比织布机更好的替代方案的卢德派不同的是, 黑客们想出了另一种方法来制作软件,并利用这种方法制造出了比其商业替代品更好的产品。通过利用互联网进行合作,志愿者开发团队已经可以开始生产与国家和企业产品相抗衡的软件 [50] 。

 

新泽西风格出现

 

「新泽西风格」的黑客攻击是由位于新泽西郊区的 AT&T; 的 Unix 工程师发起的。AT&T 在 1956 同美国政府达成了一项和解协议, 这使其无法进入计算机业务;因此,在整个 1960 年代,它可以自由地向其他私人公司和研究机构传播它所建立的计算机操作系统,称为 Unix。这些机构会定期修改其源代码,使其在特定的小型计算机上运行。很快,改写 Unix 就成为了美国各大公司研发部门的一种文化现象。

 

几个开发小组为个人计算机重写了 Unix。LinusTorvalds 创建了他自己的版本,「Linux」,并将其免费发布,就像 AT&T 免费发布 Unix 一样 (正如下文所述,Linux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 Torvalds 和其他 Unix 黑客所采取的方法是利用游戏性作为一种激励手段来构建有用的自由软件项目 [51] 。当时,芬兰计算机科学家和哲学家 Pekka Himanen 写道:「要正确地实践 Unix 哲学,你必须忠于卓越。你必须相信软件是一门手艺,值得你集中所有的智慧和热情 [52] 。」

 

研发人员意识到「越差越好」

 

除了新泽西风格之外,软件工程师还开发了一套特殊的设计原则,与制度化软件的完美主义背道而驰。旧的方法一直说要建立「正确的东西」,但这种方法不仅浪费时间,而且往往导致过度依赖理论。

 

越差越好」的理念由 Richard Gabriel 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提出,并在 1991 年由网景导航者的工程师 Jamie Zawinski 发表,集合了新泽西风格和黑客智慧的精华。该理念被认为是对 MIT-Stanford 黑客方法的实际改进。就像 MIT 的理念一样,「越差越好」注重软件的卓越性。但与 MIT-Stanford 不同,「越差越好」重新定义了「卓越」,以优先考虑的现实世界用户的积极反馈和采用而不是理论上的想法。

 

「越差越好」观点是,只要初始程序的设计能够清楚表达特定问题的解决方案, 那么在一开始实现一个「好」的版本并使其适应新情况所需的时间和精力将比直接构建「完美」版本所需的时间和精力更少。在早期就向用户发布软件和改进程序的过程有时被称为「迭代」开发。

 

迭代开发使得软件可以快速传播并从用户的真实反应中获益。在使用 MIT 方法编写的「更好」的版本有机会部署之前,早期发布并持续改进的程序往往早已获得了成功。在 1981 年和 1982 年发布的两篇具有开创性意义的论文中,「先发优势」的概念出现在软件行业, 大这与 Gabriel 将其关于网络软件为什么「越差越好」的想法正式化大约是在同一个时间段 [53][54] 。

 

「越差越好」逻辑是优先考虑病毒式增长不是适应和完成。一旦一个「好」的程序广泛传播开来,就会有许多用户有兴趣对其进行改进,让它变得更加优秀 [55] 。以下是「越差越好」原则的简略版本 。他们告诫开发人员不要做那些在概念上令人满意的事情 (「正确的事情」) , 而是应该竭尽所能做出一个实际的、功能性的程序中 (重点) :

 

  • 简单性:这是设计中最重要的考虑因素。
  • 正确性:设计必须是问题的正确解决方案。简单比正确稍微好一点。
  • 一致性:在某些情况下,一致性需要为简单让道,但是,最好能放弃那些处理不太常见情况的部分设计,而不是引入实现复杂性或不一致性。
  • 完整性:设计必须涵盖尽可能多的重要情况。完整性可以为任何其他原则让道。实际上,只要危及实现的简单性,就必须牺牲完整性。

 

这些概念上的突破对于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的技术人员来说一定是令人兴奋的。但是,这种兴奋很快就会被业务的快速变化所浇熄。

 

股东们利用恶意收购来压制所有人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破产收购热潮期间,股东们普遍夺回了对大型上市公司的控制权。随着股价的飙升,股票市场迅速成为美国经济的中心。这个在战后由投资人 Georges Doriot 拉开序幕的现代风险投资时代,已经迅速转变为一条向市场专门输送上市公司的管道 [56] 。

 

大学和大型研究公司内部以黑客为中心的环境崩塌了。MIT 人工智能实验室等机构的研究人员被风险投资家挖走继续开展他们的工作,但是是处在一个专有的环境中 [57] 。 恶意收购的趋势起源于十年前的英国,在那时,一些聪明的投资者开始注意到,许多家族企业已不再由其创始家族控股。像 Jim Slater 和 James Goldsmith 这样的金融家悄悄地收购了这些公司的股份,且在最终争取到了足够的控制权来分拆和出售公司的一些部门。这种方式被称为「资产剥离」 [58] 。

 

在 20 世纪 80 年代,美国银行家们想出了一种进行大规模财务收购的方法,即通过发行所谓的垃圾债券,摧毁目标公司,并从出售其零部件中获得巨额回报 [59] 。这样,管理资本主义最终失去了对企业的控制,成为资本市场的仆人。

 

新出现的「激进投资者」代表了股东的利益。他们会采取行动解雇和聘用可以将股票价值最大化的高级管理人员 [60] 。随着 20 世纪 90 年代的到来,越来越多的黑客发现他们的公司陷入了与股东的要求、恶意收购的威胁以及硅谷新初创企业的竞争进行斗争的泥潭中。

 

随着其快速发展,科技公司也发明了一些管理方法来执行政策和资源分配。微软和其他公司采用了严格的「员工分级排名」系统,通过「绩效评估」流程,定期为员工分配分数,以确定晋升、奖金和团队分配。一部分的排名较低的员工会被解雇。这个系统至今仍被科技公司使用,但微软在 2013 年废除了这个制度 [61]。Google 最近采用了员工分级排名来确定晋升资格,但并没有解雇分数较低的员工 [62]。由于其创造的扭曲的权利动态,员工分级排名系统一直被这些大公司的雇员所痛恨 [63][64] 。

 

今天,投资者要求他们投资的公司准确预测每个季度的盈利能力,而对资本投资的关注则更少。Tesla 的创始人 Elon Musk 曾在一篇博客中详细阐述了季度指导和短期主义如何削弱高科技公司的长期前景 [65] 。而根据摩根大通首席执行官 Jamie Dimon 担任主席的企业联盟商业圆桌会议所言,季度指导已经「对长期战略投资产生了不利影响」 [66] 。

 

划重点

 

以上,我们研究了 20 世纪 40 年代的管理是如何让高科技工作者的生活事事掣肘,以及这些模式是如何持续到 20 世纪 90 年代,剥夺技术工人的权利的。我们讨论了一种强大的「工会」身份,超超越了对雇主的忠诚。这种身份与黑客文化及其原则的发展密不可分。

 

接下来,我们将探讨对管理阶层的反感如何成为对所有机构监督的广泛怀疑, 以及他们在这种监管之下摆脱困境的斗争事如何上升到了道德层面。 我们将研究为什么这群下定决心在管理阶级的掌控范围之外构建新的工具的黑客会将网络空间和密码学视为庇护所。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会考虑黑客们所创造的自由软件工具的获得的惊人成功,也会讨论企业主是如何对抗或试图模仿黑客们的方法。结尾,我们探讨了黑客文化理想如何通过比特币网络实现。

 

重新了解黑客组织以及他们的组织方式

 

黑客们是如何构建属于他们自己的私人经济系统的?

 

Every good work of software starts by scratching a developer\'s personal itch.
—Eric S. Raymond, speaking at the Linux Kongress, Würzburg, Germany, 1997.

 

在本节中,我们将探讨万维网是如何使黑客们聚集到留言板和邮件列表中的, 在那里,黑客团体慢慢开始形成规模。我们将回顾他们建立私人网络的雄心壮志,以及他们是如何利用前几十年的经验来制定建立此类网络的要求的。

 

黑客们开始开发「免费」软件

 

从黑客文化中,一种独立于任何一家公司之外的非正式协作软件制作系统诞生了 [67] 。这一社会运动被称为「自由」或「开源」软件运动(简称 FOSS) ,旨在在软件行业中的推广某些道德优先事项 (ethical priorities) 。简而言之,自由软件运动鼓励自由许可制,反对公司收集或变现有关用户和用户使用特定软件的方式的数据。

 

在软件行业中,「免费」一词不是指软件零售价,而是指那些可以「免费」分发和修改的软件。这种创作衍生作品的自由在哲学上被扩展解释为「 不受监控 , 也不通过侵犯隐私的方式变现用户数据」。

 

软件许可和监视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以下是自由软件基金会对商业软件的一段描述 [68] :

 

如果我们制作了一个(商业软件)的副本并把它交给朋友,如果我们试图弄清楚这个程序是如何工作的,如果我们在自己家里的多台电脑上都放一份副本,我们可能会被逮捕、罚款或入狱。这就是您在使用专有软件时所接受的许可协议的详细内容。专有软件背后的公司会经常监视您的活动,并限制您与他人共用软件。由于我们的计算机控制着我们的大部分个人信息和日常活动,专有软件对自由社会来说是一种不可接受的危险。

 

虽然自由软件基金会借鉴了 20 世纪 70 年代黑客文化和学术界的哲学,但其创始人,麻省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科学家Richard Stallman,通过在 1983 推出了免费的开源软件工具 GNU,正式发起了自由软件运动 (直到 1991 年 LinusTorvalds 的内核发布,一个完整的操作系统才出现,使得 GNU/Linux 成为了 Unix 的真正替代品 [69]。 )

 

Stallman 于 1985 创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这一前瞻的行为预见到了 Facebook 等平台可能带来的对用户个人数据的侵害。2016 年,Facebook 泄露门曾导致全球 8700 多万 facebook 用户的数据被泄露给了剑桥分析公司 [70] 。2018 年,一个安全漏洞又让攻击者窃取了 Facebook 访问令牌,从而接管了超过 5000 万 Facebook 用户的帐户 [71] 。

 

GNU 宣言明确将企业工作安排称为是浪费时间。其部分内容如下:

 

我们将自由软件定义为「不存在违反用户隐私的变现型技术」。在大多数情况下,自由软件不存在任何商业化的缺陷,包括:限制性版权、昂贵的许可证以及对更改和再分配的限制。比特币和 Linux 从这两个方面来说都属于免费软件:既不受监视,也可以免费分发和复制。

 

自由软件开发人员已经形成了一个价值体系,把自己与那些专有软件公司区分开来;后者从不公开分享自己的内部创新供其他人使用,并且会监控用户行为并出售用户个人数据。

 

Stallman 对商业软件的批评主要集中在非生产性竞争和数据变现两个方面:

 

竞争的范式是一种比赛: 通过奖励优胜者,我们鼓励每个人跑得更快……[但] 如果选手们忘记了奖励的原因,变得专注于获胜,不管怎样,他们都有可能会找到其他策略,比如攻击其他选手。 如果选手们打了起来,他们每个人都会迟到。 专有的秘密软件在道德上相当于那些打架的选手 .….. 想要为工作报酬或把收入最大化并没有错,只要不使用具有破坏性的手段。 但当今软件领域的惯用手段是建立在破坏的基础上的。 通过限制对用户对程序的使用来从用户身上获利是破坏性的, 因为这些限制减少了程序的使用量和使用方式。 这减少了人类从能从这些程序中获得的财富。 当有意选择设定限制时,其有害后果就是故意破坏 [73]。

 

Stallman 提到的「非生产性工作」可以追溯到 Veblen 提出的的「虚假技术」概念。这些技术指的是为某些内部仪式目的服务而开发的,旨在强化现有的公司层次结构的技术 [74] :

 

虚假的「技术」发展……指的是那些被封装在仪式性权力系统内的技术;这些系统的主要关注点在于控制这种技术发展的使用、方向和后果,同时通过法律制度、财产制度和信息系统的特殊支配效果扮演界定这种发展的界限和边界的制度工具。这些界限和边界通常被设定为能够最好地服务于寻求这种控制的机构……这就是社会中的统治和支配机构维持和试图扩大其对人民生活的霸权的方式。

 

黑客原则被写入「大教堂与集市」

 

1997 年,随着网络的蓬勃发展,黑客 Eric Raymond 提出了一个比喻来形容黑客共同开发软件的方式的。他将依赖于自愿贡献的黑客方法与一个可以随心所欲互动的参与者市场进行了比较:集市。

 

他说,商业软件就像是一座大教堂,强调中央规划和宏伟、抽象的构想。和大教堂一样,商业软件往往过度考究,速度缓慢,设计缺乏个人情调。他声称,黑客软件具有很强的适应能力,能够为更多的观众提供服务,就像一个开放的集市一样。

 

基于这一比喻, Raymond 总结了 19 条关于他在参与自由软件开发过程中学到的良好做法的经验 [ 75] 。其中一部分经验如下:

 

  • 所有杰出的软件都是从开发软件的程序员对满足个人诉求的追求开始的。
  • 当你对一个软件失去兴趣的时候,你最后的责任就是将其交棒给一位称职的继任者。
  • 将你的用户视为你的共同开发人员是你实现快速代码改进和有效调试的最简单途径。
  • 在有一群足够多的 beta 测试者与共同开发者的情况下,几乎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被立即描绘出来,并且由某个人很直觉的解决。
  • 通常,最引人注目和最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来自于意识到你对问题的概念是错误的
  • 完美 (在设计中) 不是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添加的时候实现的,而是在没有其他东西可以减少的时候实现的 (来自于 Antoine de Saint-Exupéry) 。
  • 任何工具都应该以预期的方式发挥作用,但是真正伟大的工具可以被用于你从未预想过的一些用途。
  • 如果开发工作中,负责协调的人有像互联网这么好的通信媒介,并且知道如何不要透过强迫来领导的时候,越多的领导者会比单一领导者要更好。

 

这些想法以非常具体的方式描述了黑客构建软件的方法。

 

黑客亚文化在网络空间的碰撞

 

随着网络的进一步发展,黑客亚文化在留言板和论坛上发生了碰撞。所有这些黑客亚文化都有一套核心的共同态度和行为,包括:

 

  • 共享软件和信息
  • 探索自由
  • 分叉软件的权利 [76]
  • 厌恶权威
  • 玩乐和聪明

 

但他们对未来互联网将如何发展有不同的想法。

 

早在 1968 年,关于计算机网络创建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力量的乌托邦观念就出现了 [77]。乌托邦主义者认为,联网计算机可能会让社会生活在一种伊甸园中,由自主的计算机代理协调,不需要劳动,与自然共存 [78][79] 。

 

还有一些反乌托邦的观念。一位年轻的小说作家 William Gibson 在其 1981 年的短篇小说「 Burning Chrome」 中首次创造了「网络空间」这个词。在他的概念中,网络空间是一个大公司可以肆无忌惮地运作的地方。故事里,黑客们可以真正进入网络空间,穿越那些可以足以粉碎人类思想的强大系统。Gibson 设想,在网络空间里,政府无力保护任何人;没有法律,政治家也无关紧要。只有现代企业集团原始而野蛮的力量 [80] 。Gibson、Bruce Sterling、Rudy Rucker 其他作家构成了这个极端反乌托邦文学运动的核心。

 

乌托邦人主义者开始获得财富

 

另一群黑客来自上世纪 60 年代的反主流文化。他们中的许多人对网络的看法比较乐观,认为网络是一个新的安全世界,激进的事情可以在那里实现。就像反腐文化一样,网络空间可能是把个人从老旧又腐败的权力等级制度中解放出来的地方 [81] 。

 

这种乐观的想法在 20 世纪 80 年代和 90 年代遍及硅谷的企业家圈,创造了一种对技术的积极态度,认为技术既是一种向善的力量,也是一条致富之路。当时一位英国学者写道 [82] :

 

这种新的信仰是从旧金山的文化波希米亚主义与硅谷高科技产业的奇妙融合中产生的……它混杂了嬉皮士的自由精神和雅皮士的创业热情。 这种对立的融合是通过对新信息技术解放潜力的深刻信仰而实现的。 在数字乌托邦里,每个人都会既时髦又富有。

 

这种「老嬉皮」的思想在 1996 年以「网络空间独立宣言」的发表而达到高潮。该宣言由美国摇滚乐队 Grateful Dead 的一位前作词人 John Perry Barlow 撰写,他曾是反腐文化的一分子 [83] 。到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硅谷的创业文化和刚创办的《连线》杂志围绕 Barlow 乌托邦式的万维网愿景开始集结。他开始举行他称之为 Cyberthons 的集会,试图把这些运动结合在一起。

Barlow 说,他们无意中成为了创业的温床:

 

按照设想,[Cyberthon] 就像是 90 年代的酸性测试,而且我们曾经考虑过让一些同样的人参与进来。 但它立刻获得了一种金融、商业的性质,这一开始对我这样的老嬉皮士来说会有点不安。 但当我看到它开始起作用的时候 , 我就想 : 哦 , 好吧 , 如果你要对 9 0 年代的人做一次酸性测试,最好是要有点钱 [84]。

 

密码朋克运动的出现

 

虽然乌托邦主义者相信每个人都会变得「时髦和富有」,反乌托邦主义者相信,就像 William Gibson 所设想的那样, 消费者互联网将是企业和政府控制和监控的监狱。他们开始从中拯救自己。

 

他们从密码学系统找到了一种可以用来逃避监视和控制的潜在解决方案。当时的英特尔助理首席科学家,Tim May,于 1992 年撰写了《加密无政府主义宣言》 [85] :

 

这场革命的技术 - 这肯定是一场社会和经济革命 - 在过去十年中一直存在于理论中。 这些方法基于公钥加密、零知识交互证明系统以及各种用于交互、认证和验证的软件协议。 迄今为止,重点一直被放在欧洲和美国的那些国家安全局密切监控的学术会议上。 但是直到最近,计算机网络和个人计算机才达到了足以使这些想法在现实中可行的速度。

 

监管机构直到最近还一直将强大的密码学技术归类为武器类技术。1995 年,一位著名的密码学家就对密码学技术的出口管制对美国国务院提起了诉讼,此前美国政府裁定,包含加密系统源代码的软盘在法律上与炸弹、火焰喷射器一同置于军需品清单,其出口必须实现获得国务院批准。美国国务院最终败诉,所以现在密码学代码可以自由传输 [86] 。

 

强加密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性:其部署比销毁更简单。对于任何人造结构来说,无论是物理结构还是数字结构,这都是一种罕见的品质。直到 20 世纪,大多数「安全」的人造设施都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建造,但却很容易被合适的炸药或机械穿透;就像城堡之于攻城战,地堡之于炸弹,密码之于计算机。普林斯顿计算机科学家教授 Arvind Narayan 曾写道 [87] :

 

2000 多年以来,证据似乎在支持 Edgar Allan Poe 的主张,即「人类的智慧不能创造出人类的智慧无法解决的密码器」。 这就像一个猫抓老鼠的游戏,拥有更多技能和资源的人永远占优。 然而,由于三个独立的发展,这种情况在 20 世纪 70 年代突然发生了变化: 对称密码 DES (数据加密标准)、非对称密码 RSA 和 diffie-hellman 密钥交换。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他又说道 :

 

一些加密算法第一次有了明确的数学证据(尽管无法在数学上证明)证明它们的强大。 这些发展发生在微计算革命的前夕,计算机逐渐被视为赋权和自治的工具,而不是国家的工具。 这些是「加密梦想」的种子 [88]。

 

密码朋克是黑客运动的一个亚文化群体,主要关注密码学技术和隐私。他们有自己的宣言 (写于 1993 年) ,有自己的邮件列表 (1992 年到 2013 年) ,成员人数一达到 2000 [89] 。以下是密码朋克宣言的删节版本。在最后几行中,它宣称需要一种新的数字货币系统作为从机构监督中获取隐私的一种方式。

 

密码极客是一群来自前阿里、蚂蚁金服的技术人员与阿里创业帮一起发起的区块链技术创投社群,也是杭州最大的区块链技术创业社群,截止目前,社群技术人员超过2000位,社群成员超过10万。扫描二维码加入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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